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即拆毀了元代大都的皇城，而在南京新建的皇城，其文化理念與元代大都皇城完全不同。及明成祖奪得皇位，遷都北京，又在這里重新修建了宏偉的皇城，其文化模式則完全是以南京皇城為依據的，沒有受到元代皇城的影響。

又因為明朝是漢族統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使得其皇城理念與此前由少數民族統治者所營建的皇城有著較大的差異，經過研究，我們可以更加深入的認識明代北京皇城的文化內涵。

一、北京皇城的營建過程

論及明代北京皇城的營建，必要涉及洪武年間燕王府的營建。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統治，采取了分封制的政治體制，把自己的皇子們分封到全國各地，建立王府，治理一方。當時被分封到燕京地區的，是四皇子朱棣，稱燕王。

史稱，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明太祖詔告天下曰：“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為秦王、第三子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①在分封諸子之后，明太祖開始著手為諸皇子在各地營建王府，其中，對燕王府的營建，相關史籍的記載為：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明太祖任命趙耀為北平（即燕京）行省參政，“耀因奏進工部尚書張允所取北平宮室圖，上覽之，令依元舊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辭行。”

②這段記載是在明太祖正式分封諸皇子之前，只能是一種待落實的計劃而已。到了翌年七月，明太祖才正式下令，“詔建諸王府。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陜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靈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③據此可知，燕王府的營建是從洪武四年（1371 年）開始的，而其地點，則是在元大都皇城的舊址上重建。

各地王府的建造，不僅地點要經過明太祖批準，而且其規模也有十分明確的標準。在這一年的正月，明太祖“命中書定議親王宮殿制度。工部尚書張允等議：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闊六丈，上闊二丈，女墻高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臺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門臺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

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后殿、四門、城樓飾以青綠點金，廊房飾以青黑。四城正門，以紅漆金涂銅釘。宮殿窠攢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紅漆金蟠螭，帳用紅銷金蟠螭，座后壁則畫蟠螭彩云。立社稷、山川壇于王城內之西南，宗廟于王城內之東南，其彩畫蟠螭改為龍。從之。”

④全國各地建造的王府在規劃上是一樣的，但在建造過程中卻有所差別，對此，明朝人已經有所關注并加以議論：“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墻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

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乃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子不得與并耶？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余，城外并無河，想即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為據，而內城特作子城。其余可類推矣。”

⑤這種局面的出現，在封建等級制度森嚴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是必然的。在燕王府的營建過程中，負責這項工程的官員許多事情皆要直接向明太祖請示。如在洪武六年（1373 年）三月，“燕相府言：先嘗奉詔，以土木之工勞民動眾，除修城池外，其余王府、公廨造作，可暫停罷。今社稷、山川壇，望殿未覆，王城門未甓，恐為風雨所壞，乞以保定等府宥罪輸作之人完之。上以社稷、山川、望殿嚴潔之地，用工匠為之，命輸作之人但甓城門。”

⑥在明太祖看來，王府的建造工程是一項十分神圣的事情，是不能讓有罪的人員來參與的，只能由專門的工匠來完成。燕王府的最后完工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 年）十一月，“燕府營造訖工，繪圖以進。其制：社稷、山川二壇在王城南之右。王城四門，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南曰端禮、北曰廣智。門樓廊廡二百七十二間，中曰承運殿，十一間。

后為圓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運殿之兩廡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回兩廡至承運門，為屋百三十八間。殿之后，為前、中、后三宮，各九間。宮門兩廂等室九十九間。王城之外，周垣四門，其南曰靈星，余三門同王城門名。周垣之內，堂庫等室一百三十八間。凡為宮殿室屋八百一十一間。”

⑦這是對燕王府最完整、最準確的一段記載。由此我們亦可看出，明代王府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是仿照南京城的皇宮建造的，分為兩大部分，前面一部分的主體建筑為三殿，即承運殿（相當于奉天殿）、圓殿（相當于華蓋殿）及存心殿（相當于謹身殿）；后面一部分為三宮（相當于乾清、坤寧兩宮及交泰殿），卻沒有具體的名稱。

在王府的南面，也采取了“左祖右社”的建筑模式，東南為宗廟，西南為社稷壇和山川壇。這種建筑格局，只是規模比皇宮要小一些，樣式卻沒有變化，對此后北京皇城的營建造成了直接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建成后的燕王府，并沒有提到在其東南面建造有宗廟，只是提到在西南面建造有社稷、山川二壇。

燕王府建造在元大都皇城的遺址之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元大都的皇城分布在太液池的東西兩岸，東岸是元朝主殿大明殿的遺址，西岸是皇太子宮（后稱隆福宮）的遺址。燕王的王宮是建在了東岸還是西岸，出現了兩種說法。其一為建于東岸說，清代大學者朱彝尊在《日下舊聞》一書中轉引《明典匯》一書曰：“永樂十四年八月，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

及是將撤而新之，乃命作西宮，為視朝之所。中為奉天殿，殿之側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為奉天門，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門之南為午門，午門之南為承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后殿，有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

⑧明人張瀚亦曰：“京師為古燕都…… 洪武初，為北平布政司，永樂七年，改為北京。十九年，營建宮殿，后拓西苑，中有太液池、瓊華島、廣寒殿。”⑨張瀚之說有兩點不妥，第一，明朝改北平為北京是在永樂元年（1403 年）正月，而不是在七年。

第二，只提營建宮殿，沒有提建造“西宮”，誤稱“后拓西苑”，在這時所謂的“西苑”，就是“西宮”的所在地。實際上太液池西岸的西宮比東岸的皇宮要建得更早一些。其二為燕王府建于西岸說，明人朱國禎曰：“文皇初封于燕，以元故宮為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難后，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

十五年改建大內于東，去舊宮可一里，悉加南京之制，而弘敞過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⑩明人沈德符亦曰：“萬壽宮者，文皇帝舊宮也。” 奉命編纂《日下舊聞考》的清代學者也指出：“明初燕邸仍西宮之舊，當即元之隆福、興圣諸宮遺址，在太液池西。

其后改建都城，則燕邸舊宮及太液池東之元舊內并為西苑地，而宮城則徙而又東。” 他們支持西岸說的觀點是正確的，而關于明代宮城在元代宮城東側的論點則是錯誤的。我們通過《明太宗實錄》的相關記載，可以梳理出明北京皇城的營建大致過程。

永樂三年（1405 年）十月，“升前燕府紀善胡安為戶科給事中，命同給事中宋亨掌北京皇城勘合。” 據此可知，最遲在這一年，北京的燕王府已經被改稱為皇城了。翌年閏七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樸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采木，人月給米五斗、鈔三錠。

命泰寧侯陳圭、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磚瓦造，人月給米五斗。命工部征天下諸色匠作、在京諸衛及河南、山東、陜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各衛，選軍士；河南、山東、陜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隸、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徐州、和州選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這是北京大規模營建宮殿的開始。

永樂七年（1409 年）三月，“車駕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諸神。上御奉天殿受朝賀。”這是北京第一次營建宮殿完成后，明成祖來到北京。此處所云“奉天殿”，就是由王府中的正殿承運殿改建的。

這次的營建工程歷時三年，基本上是以燕王府為基址的。但是，明成祖很快就發現，新建皇城的中軸線與北京城的中軸線是不重合的，而北京城的中軸線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軸線，新皇城的中軸線偏在西側，這顯然是明成祖所不能夠容忍的，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大規模營建皇城的舉措。

永樂十四年（1416 年）十一月，“復詔群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復議之。于是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

皇上營建北京，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之所以有“復詔”之舉，就是因為這時的北京已經有了一座十分華麗的宮殿，再要建造一座宮殿，確屬浪費。但是，群臣為了迎合明成祖的旨意，皆贊同再建造一座新的皇城。

永樂十五年（1417 年）五月，“西宮成。其制：中為奉天殿，殿之側為左、右二殿。奉天之南為奉天門，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之南為午門，午門之南為承天門。奉天殿之北有后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凡為屋千六百三十余楹。”

這段記載反映出的是：第一，一年之間是不可能建造出一千六百多間宮室的，因此，所謂的“西宮成”是指的以燕王府為基址建造的皇城，其始建時間應是在永樂四年（1406 年）。第二，是為已經建成的這座皇宮重新定位，將其改稱“西宮”，這是為了再次營建一座新的皇宮尋找的最佳借口，以免引起更多人的非議。

到了永樂十八年（1420 年）十二月，“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

這座新營建的皇宮比起只有一千多間宮室的“西宮”來確實要壯麗許多，史官仍然用“初營建北京”的筆法來掩飾明成祖的好大喜功，只能是欲蓋彌彰。因為從永樂元年改稱北京，到永樂四年營建第一座北京皇城，再到永樂十八年第二座皇城竣工，耗費的是全國的民眾、工匠、軍士們的艱辛勞作，耗費的是巨額木材、磚瓦等建筑材料，在這樣一座輝煌的北京皇城背后，明朝舉國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二、北京皇城的主要建筑及其文化內涵

奉天殿是明北京皇城中最重要的建筑，時人稱：“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

這里言及的，皆是皇城中的主要建筑。奉天殿作為朝廷的文化象征，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動均在此舉行，從皇帝的即位，皇后及皇太子的冊封，到元旦（即今天的春節）、立春、端午、重陽、冬至等重要節令，明朝帝王都要在這里召見百官，以示慶賀。

在奉天殿（后改稱皇極殿）的建筑中，處處都有精彩的文化內容，如殿中的壁畫，時人稱：“北京奉天殿兩壁斗拱間，繪真武神像，武當山致崇禮之極，山繞數百里，隸觀中。成祖起兵，真武空中協助。時燕邸在北，一念真靈，皆山川密感，故空中神，成祖之神也。京師堂扁北向，蓋避尊也。”

這種對壁畫的解釋固然虛誕，但是明成祖及其此后的明世宗等尊崇道教文化的信仰卻是不爭的事實，通過奉天殿的壁畫反映出來。位于奉天殿之后的華蓋殿（后改稱中極殿），也是一處重要的建筑，時人稱：“文皇帝時，友愛諸弟，每來朝，賜宴于華蓋殿，辭亦如之。

世子郡王，則皇太子宴于文華殿。獨宴尚師哈立麻亦華蓋殿，蓋以親王例賓之也。十九年，特宴兵部尚書趙于華蓋殿。以尚書夏厚吉九年滿，上親宴之武英殿，一時咸以為榮。” 不僅如此，每當奉天殿舉行大朝會的隆重儀式之后，明朝帝王皆會在華蓋殿或是謹身殿舉辦大宴會。此處所云“尚師哈立麻”，是一位藏傳佛教高僧，明成祖宴請他則是在南京皇城內的華蓋殿。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政治制度變更與宮殿的關系。明太祖是一位極為專制的帝王，他不能容忍宰相擁有獨立于皇權的政治權力，于是廢除了中書省，使帝王能夠直接控制六部的官員。但是，明太祖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必須有輔佐的大臣，于是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政治舉措，“洪武末，設華蓋殿、謹身、文華、武英、文淵、東閣諸大學士，俱正五品。” 利用殿閣大學士從事宰相的日常工作，卻沒有宰相的權力。其中，華蓋殿大學士在諸多殿閣大學士中的地位是較高的。

如果說奉天殿是外朝的正殿，那么乾清宮就是內朝的正宮，是明朝帝王居住的地方。它的建筑與奉天殿一樣壯麗，所耗費的民脂民膏也同樣驚人。時人曾曰：“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曾聞乾清宮窗槅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猶未滿志也。” 文中所云“內”就是指宮中的太監們，他們假借皇城宮殿的維修而侵吞國庫的錢財，其貪得無厭的丑態于此可見一斑。

就是用如此昂貴的費用建造起來的宮殿，有時卻會長期閑置不用。時人稱：“大內乾清宮，以正德九年遇災，旋鳩工創建。役尚未竣，比肅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入奉大統，暫居于文華殿，亟促冬官晝夜繕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蹕。

臨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則永壽宮已成，至壬寅宮婢之變，上因謂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寶法物，盡徙實其中。后宮妃嬪俱從行，乾清遂虛。直至丙寅上賓，始返龍蛻于大內。” 明世宗認為乾清宮“非善地”，就將其閑置幾十年，直到死后才回到這里。

坤寧宮是明朝皇后居住的地方，其功能與奉天殿類似。每當帝王在奉天殿召見百官，舉行各種隆重的慶祝活動時，皇后也在坤寧宮同時舉行類似的慶祝活動，包括接見嬪妃和百官的夫人，并且也舉行大規模的宴會。這些活動比起奉天殿、華蓋殿等場所，其社會影響就變得微不足道了。

在北京的皇城中，文華殿的地位僅次于奉天殿、乾清宮等主要建筑，是皇太子活動的主要場所。時人稱：“初，太子讀書大本堂，選民間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讀，謂之‘龍門秀才’。后以文華殿為太子進講之所。” 時人又曰：“文華殿本主上與東宮講讀之所，視唐之延英、宋之集賢，其地最為親切，非如武英殿為雜流窟穴。

以故自永樂以后，輔臣拜大學士者，即華蓋、謹身，在正殿之后，皆系銜其間。而文華以偏殿獨缺，則地望邃密故也。” 由此可見，文華殿在皇城中有著特殊的地位。這里除了是皇太子讀書學習的場所之外，也是明朝帝王經常來往的場所。

時人稱：“皇朝宮殿最尚簡便，自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外，西則有武英、仁智二殿，皆畫史藝士供奉游豫之所。東有文華一殿，儲君所御，然上每月三次經筵，及每日閱章奏，亦御此殿。” 因此，這里的擺設也就備受帝王的關注。

時人稱：“文華殿東室，舊設佛像。世廟惡其不經，撤去之。乃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九龕，南向；周公、孔子二龕，東西向。自為祭文，行安神禮。”明世宗在位時做過許多荒唐的事情，但是把文華殿的佛像改為儒家圣賢這件事情卻是很值得稱道的。

在文華殿附近的文淵閣，原本是皇家圖書館，時人曾記載這樣一件事：“成祖于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

’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作為帝王，這些見解確實精當。

在南京的皇城先曾建有文淵閣，藏有大量書籍，及北京文淵閣建成之后，明成祖命將南京文淵閣的藏書選出一部分送到北京，亦收藏到文淵閣中，并據此編輯有《文淵閣書目》，成為后世古典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文淵閣又是皇家御用文人活動的場所，時人稱：“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隨著閣臣參預政務的時間越來越長，其手中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成為了實際的宰相。在文淵閣旁邊又有內閣，閣中大臣往往掛上文淵閣的名號，后人遂把文淵閣與內閣混為一談。

時人曾曰：“入內閣為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于建文四年。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即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旨，不得與機務也。

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旨，亦得預機務矣。” 此處所云“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就是把內閣與文淵閣二者等同起來。所云“長陵”，則是指明成祖。

時人稱：“內閣規制舊甚狹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與大學士李時等議，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于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內，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而閣制益備矣。”這也是把內閣與文淵閣混為一談。文淵閣除了貯藏大量書籍之外，則是處理機要政務的主要場所。

武英殿與文華殿東西相對，也是皇城內的重要建筑。時人稱：“宣德以后，輔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即入武英殿；次之為文淵閣；其稍輕者則東閣，俱稱大學士。而祖宗朝則不盡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后則以學士入直者居多。

”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淵閣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超過了武英殿。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在明代的殿閣大學士中，許多人皆實任六部尚書之職，在沒有中書省的情況下，這些殿閣大學士皆是握有實權的大臣。

北京皇城太液池西側的許多建筑，在永樂初年曾經發揮過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這種政治作用在紫禁城建成之后逐漸消失了。但是，到明世宗嘉靖年間又再度產生了重要作用。時人稱：“自西苑肇興，尋營永壽宮於其地，未幾而元極、高元等寶殿繼起。

以元極為拜天之所，當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為內朝之所，當正朝之文華殿。又建清馥殿為行香之所。每建金箓大醮壇，則上必日躬至焉。” 甚至出現了明世宗幾十年不上朝，所有政務皆在西苑處理的怪現象。

到了明朝末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崇禎皇帝在景山（時稱萬歲山或煤山）自殺，明朝滅亡。此后不久，農民起義軍在山海關戰敗，李自成在逃離北京時，一把大火把皇宮焚毀，他所導演的不僅是一場農民起義的悲劇，也是北京文化的一場浩劫。我們今天所能夠見到的紫禁城，大多是清朝初年重修的，而對于明朝皇城而言，只能通過文獻來了解其昔日的輝煌了。